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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治开创的“永微之治”,真能与“贞观之治”相提并论吗?
2022-09-23

唐太宗除了言传身教之外,还通过书面形式总结自已的领导经验,对李治进行教育。贞观二十二年(648),他亲撰《帝范》十二篇,从《君体》、(去谗》、《戒盈)、《崇位)、《赏罚》、《务农》、《阅武》、《崇文》等篇目来看,是在系统地总结自己君临天下的统治经验,颁赐给李治,作为他即位时效法的榜样。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,一起来看看吧!

为此,太宗又在《帝范序)中告诚李治必须居安思危,小心谨慎:“战战兢兢,若临深而驭朽;日慎一日,思善始而令终。”并着重指出:“修身治国,备在其中。一且不讳,更无所言矣。”唐太宗在他留给李治的这份政治遗言中,对自己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评价,认为自己并非是“尽善尽美”的全人,而是一个功大于过、益多于损的君主,告诚李治不要学习他的过失,要学习他的长处,确实是有识之见。

唐太宗精心培养太子,目的当然是为了保证“贞观之治”的政治能够延续下去,不致于中断。任何一个封建统治者在寻找自己的接班人时,都会考虑到已行政策的连续性问题,唐太宗当然也不例外。唐太宗去世后,高宗李治即位,他違循太宗的教诲,顺应民心,继续推行贞观末一度中断过的休养生息政策,为继承贞观之治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永徽初,股肱大臣的攻见一致,是形成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,均田令的继续贯彻,促使经济进一步繁荣;以诗赋取士的推行,扩大了进士科的人选;《唐律疏议》的颂布,完善了贞观法制;平定西突厥的叛乱,维护了唐王朝领土的统一。

这一切都说明唐高宗李治在政治经济、文化、法律、军事方面的成果,比贞观时期扩大了,故封建史学家称之为“永微之治”,甚至与“贞观之治”相提并论。

唐容亲景云年间,有个名叫韩琬的官员上疏指出:“贞观、水徽之间,家不动而耕者众,法不施而犯者寡,俗不偷薄,器不行底,吏贫者士耻同到,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;罚虽轻而不犯,赏虽薄而劝;位尊不倨,家富不奢;学校不励而勤,道佛不惩百戒;土木质厚,裨贩费蚩。”(《新唐书韩琬传》)

“永徽之治”正是“贞观之治”的继续和发展,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也是唐太宗用人策略的一个胜利。对此,司马光赞叹道:“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,以杜祸乱之源,可谓能远谋矣!”